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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中国教授和哈佛教授的差距究竟在哪?  

2010-05-26 00:10:34|  分类: 大学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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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靖《天线法则:解密你的人生黑匣子》作者

 

本文摘选自人民出版社《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P263-267。之所以起这么一个标题,是想让读者从这些字里行间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教授和哈佛教授的差距究竟在哪?本来想对点评一下的,指出差距在哪的,可想来想去,由于讲话者身份的问题,也由于讲话者和中国式思维语境的问题,还是不具体指出的好,让读者细细的领会我们教授和哈佛教授的差距吧。

 

 

丘成桐,原籍广东省梅州蕉岭县,1971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师从陈省身,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得主,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他的工作改变并扩展了人们对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和理解,从而开创了几何分析这一重要领域,并影响了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领域。

 

王洋(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硕士):中国的一流教授很多只带博士生开会,和硕士生、本科生接触都很有限,和中学生接触就更少了。

 

丘成桐:我想这个最好还是由教员自发地做。在美国我们把作研究、培养学生都看得很重要。教育年轻人成才是我们的天职和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很多名校,总是讲引进了多少人才,不讲效果如何。我们这里看重效果,一是看优秀本科生培养,二是看研究成果。可是中国内地的很多大学不认为培养一流本科生是教授的天职,只强调教授研究成果的量化,不在乎学生成果如何。另外教授没有真正重视教书育人,有些教授越不教书越觉得自己重要。

 

其实所谓教学相长,往往年轻学生提出的问题是年纪大的老师想不出来的。老师要尊重大学生、研究生学术上的意见,这样才能使他们成才。我们在浙大培养过一个博士,现在哈佛大学准备请他来做博士后。当年他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因为想法很独特,教授不高兴他有自己的想法,说他骄傲,不让他读研究生。可是我们坚持收他读研究生,最后终于成才了。

 

我们哈佛的本科生,数学方面每年都有几篇本科生论文可以发表在一流学术刊物上,我们鼓励他们这样去做。年轻人做得比我们好,我们替他们高兴。这种论文坦率地讲,有些国内有名的学者都做不来。我讲这话国内肯定有人反对,因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王洋:您怎么看中国大学界存在的“近亲繁殖”现象?

 

丘成桐:真正大的学问都是跨学科产生的。中国大学的弊病在于,导师对由自己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坚决不放,好像是自己的棋子。美国的大学刚好相反,导师都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到外面走走,在外面证明了自己再回来。另外,我们在美国的大学做兼职是不可能的,如果同时在两所学校里面做事,被发现就要开除。我们也有休假制度,也可以去华盛顿做官,但最多去一年,过了期限就要开除,因为你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和研究,这个不能改。中国当前恐怕还做不到这个地步,一个院士就可以拥有很多位置,同时得到很多不同学校的薪金。

 

王洋: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怎样呢?

 

丘成桐:本科生主要是通识教育,在美国大部分专业学位都先要求一个本科学位,打好文化基础再上专业科系。而中国的大学生不念通识教育的本科,直接去读分科的专业科系,这样知识面就比较窄。中国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好的大学里职业教育只在本科后阶段,这样文化水平才能达到一定程度。

 

王洋:在学术、科研评估方面美国大学是怎么做的呢?

 

丘成桐:在评估方面,现在中国评估一个教授的能力都靠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太量化了,其实这些文章很多都是第二流的成果。美国的媒体当然对大学有评估,但对真正好的大学不具重要影响。美国好的大学大部分是私立学校,不会因为媒体影响来决定他们投入多少经费。而中国大学太注意媒体评估,这样不好。大家都晓得,东京大学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但东京大学在很多媒体排名上没有超过北大。东京大学不在乎,随便你们怎么排好了。可是媒体对这个排名看得很重要。

 

中国评价一个学者,不妨放得开一点,请国外的学者、全世界的同行专家来评,不要将中国国情掺和在里面,尤其是科学,一定要客观。有些人说找专家需要不少经费,其实我们评价都是义务的。现在的评估和领导政绩相关,不少是自己评自己,外行评内行。

 

王洋:国内的数学方面您有参与吗?

 

丘成桐:重要教授的评级都不会找我,他们怕我批评。中国称得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不多。不找世界一流的来评,只找和自己意见一样的,怎么可能达到世界一流?所以评审制度是中国科技制度里做得很差的一环,非常不客观。做学问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成果得到赞赏,如果研究人员发现无论怎样做都得不到赞赏,他又何必努力?评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奖赏要公平。国内有时候盲目推崇海归,海归做的不如本土的人才,却拿到更丰厚的回报,这就不公平。

 

中国学术界要年轻化。这么多年一直提倡政治领导干部年轻化,可是为什么学术界不提倡?就因为院士不退休,70岁以后还占着重要位置,还在管事。年轻人被一个老头子按住20年,还能做什么事情?被院士看重的路年轻人才能走,自己感兴趣的路却不能走。中国现在有很多基础的数学、物理学方向的研究是没人做的,大概是因为年纪大的教授不愿意做,他们又不让自己的学生做。这样进步就很慢,和学术昌盛是背道而驰的。在美国有的学者年纪大了就不管事,让年轻人来管。甚至有请20多岁的年轻人来受聘终身职位的,结果很多学者年轻的时候在学问上就有大成就,这在中国很难做到。

 

王洋:我们国家现在派出很多访问学者,您认为如何?

 

丘成桐:我看中国还是太省钱了,派人出来给的钱太少。教育部派人出来每个月给 1 000 多美元的生活费,你知道在Cambridge住房一个月就 1 000 美元,实在太拮据。我把中国和日本作一个比较: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教育、科学的投资比中国看重得多,早年整个国家经费的1/3花在这方面,派人出国学习,并一度引进大量外国人来日本教书。甲午以后中国派人到日本学习,但当时到学术重镇德国的就很少,这也是图省钱,结果日本大学能出第一流的学问,当时中国就做不出来。

 

王洋:现在国内对人才很重视。中央组织部就有个“千人计划”。

 

丘成桐:过去中国对人才工作不够重视,现在中央提出“千人计划”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何确保“千人计划”人选和评委的学术水准,我认为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合理的办法是引进国际评价机制。要注意,很多人学术上未达到一流的水平,却想回国争取好的待遇。要请到真正好的人需要礼待他们,顶尖的学术人才,哈佛、普林斯顿都在抢着要,我们哈佛数学系每年要花很多工夫去研究,谁做的最好去请谁,这才能保持我们的学术领先地位。对好的人才来讲,他们可能会考虑到中国有发展的机会,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不会将回国放在第一位。因为国内学术气氛比不上美国,假如这边学校要请我,我要考虑的不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那里的学术气氛是否有利于我研究一流的学问。

 

王洋:那么对于原创能力建设您怎么看?

 

丘成桐:这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培养。真正的原创本质上是反叛的。学校、教授不批准学生走原创的路,怎么原创?中国基本上还是学徒制,教授希望学生最好支持他的理论;不支持他,这些学生就得走人。很多青年学者放弃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是被迫的。少数学者要连群结党、成帮结派才能得到好处。我自己在哈佛作很多个领域的研究,不怕学生反对。而中国有很多老师只作一个领域的研究,又不见得很有水平,自己的看法有错怕被人家批评,往往不愿意虚心接受,反而通过权术来反击。所以学术昌盛必须要有大师在,有雅量在。

 

王洋:那这种格局怎样能突破?

 

丘成桐:打破学术上的官僚制度,由真正的学者、真正懂学问的人来主持。中国政府必须要长远规划,不能指望三四年就出成果。很多大学急功近利,盖大楼,重金请院士。盖大楼固然在心理上有帮助,但最重要的还是研究气氛,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时候数学系有500多名研究生,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在很简陋的房子里,却做着一流的工作。现在哈佛数学系这边晚上十一二点也还是灯火通明的。

 

王洋:我在哈佛深有体会,100多个图书馆可以共享。中国国内的图书馆还有院墙,各自为政。

 

丘成桐:我们就是为了方便念书的人能够找到资料。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保钓”运动我本人参加了,结果多年以后中国香港电视台采访我,在燕京图书馆找到了那些手抄的资料、传单等。这表示美国图书馆的完备性,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的中心任务是为了更好的支持教授和学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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